媒体悼屈原叹诗歌衰落:写诗者被当“神经病”

  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名的诗人。

  在他之前,中国诗歌以”大合唱”的面貌出现,是他开创了浪漫的独唱时代。他是诗人,是士大夫,一心报国却无力回天,楚国城池告破那一年他以身殉国,孤独地没入了滔滔江水。他是屈原,他走的那一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从此他以爱国诗人的意义活在民族的追思里。

  屈原死了,诗人们活了下来。几千年来,”他”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华夏大地上,李白、杜甫、李商隐、阮籍、曹植、陶渊明等诗人相继降世,及大唐王朝达到诗人备出的巅峰。他们或独立于战乱频仍的乱世,在自由散漫的社会环境中个性张扬,譬如阮籍;或活跃于国泰民安的盛世,在重视文化的政策环境中各领风骚,辟如李白。

  诗人们死了,诗歌在历史中不断被传唱。诗人们将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还复来”的理想追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价值取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家国情怀等融入到诗歌里,或给人情感共鸣,以作宣泄情绪之用;或给人以希望,让人读后发奋自勉;或在时光河流中激荡人们的内心,成为时代的精神港湾。

  那时候的诗人受万人景仰,特别是唐宋时代,诗歌受欢迎程度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地步。即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会写几首诗的人也颇得人心。惟今日,诗人们奄奄一息。在这个以恶搞为乐的网络时代,诗歌已蜕变成一种古老的趣味。本是写诗主流的官员写诗被定位为”有时间写诗不如花时间为人民服务”,优雅写作的普通人被称为”无病呻吟的神经病”,反而是”梨花体”之类的口水诗入了公众法眼。被边缘化的诗人们一边质疑”诗人何为”,一边满怀悲情地坚守。诗人北岛忧虑地说,”好诗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诗人谢冕甚至认为,”海子以后,没有一个诗人能够成为代表一个时代声音的诗人。”

  可怕的是,伟大的诗歌也濒临绝唱。大多数人想不起来有哪一首”现代诗”最有代表性地感动时代,感动自己。人们关注杜甫,不是关注他的诗,而是”杜甫很忙”总是被无数人涂鸦,连汨罗江中那一位以身殉节的爱国诗人也逃不了被恶搞的命运:”屈原大叔别跳了,吃个粽子吧”。

  诗人们埋怨说,这个时代太浮燥,对传统文化太淡漠,对诗人不尊重。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积淀,我们无法完好传承也应保持基本敬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恶搞有一个底线,如同印度人不恶搞泰戈尔,希腊人不恶搞柏拉图、英国人不恶搞莎士比亚一样,我们的恶搞之风不应也不该成为常态。

  我们希望自责以自重,也寄希望于诗人自省。君不见,乱世与盛世皆有伟大的诗人。君不见,屈原披着长发,吟唱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尽管我们的时代”有用论”之风兴起,写诗对于增加名利”没多大用处”,买不起房也买不了车。但伟大的诗人不为权贵所左右,不为名利所迷惑,杜甫骑着小瘦驴也走出了广阔的天地。

  我们的时代还会看见”屈原”吗?我们会看见一个个伟大的诗人立于时代的潮头,引领中国诗歌重回唐时巅峰吗?我们会看到诗歌复兴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的时代,谁还在写诗?

  ”赚钱,是最重要的。人想活下去,必须赚钱。而写诗恰恰相反,它需要人安静的坐下来,去品味这个社会。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周围的人都在忙于赚钱的时候,你是否还有定力坐下来去写诗?”先锋诗人王松预测说,诗人想通过出版诗集或者写诗换稿费生活的可能性基本接近于零。

  我们的时代,不仅写诗对于诗人自身而言,无法满足物质需求。社会对于诗人的评价也由万众景仰变成了”神经病”。

大学生写诗:融入对生活的思考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陈义海曾感慨:”现在很少能发现大学生会写诗的了。手机、网络进入生活之后,大学生阅读的时间大大减少,也不愿意沉下心来读经典,缺乏崇高感和敬畏感。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更浪漫,但我觉得上一辈人才更浪漫。现在大学生不会写诗、不会欣赏纯音乐,喜欢实用、娱乐,怎么能谈得上浪漫呢?”现代大学生到底还有多少人在写诗?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联系到了安徽师范大学江南诗社。江南诗社成立于1983年,先后培养出二十多名全国著名诗人。其社刊《江南诗刊》(原《冷风景》),在全国的民间文学刊物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谈到诗歌创作,曾担任诗社社长的余敏认为大学生写诗,是因为喜欢文学才走进诗歌:”因为喜欢文学,继而接触了诗歌,慢慢的一种天然的情愫就在我心中诞生了。我开始尝试写诗,就好像田地里的瓜熟了,需要别人去采摘一样,一切来的顺其自然。我一直坚持,将诗歌作为心灵的一部分,写诗便是和自己的心灵相互对话。我想面对自己,我们完全可以拆除一切束缚,本真、深刻、慈悲,这是我面对内心的态度,也是面对写诗的态度。”

  在周江华的大学生活中,读书、写诗、探讨诗歌占去了他上课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最开始写诗的人是因为得到表扬:”不否认初期写古体诗部分是附庸风雅,毕竟在一堆还读不懂古诗的孩子眼里能写古诗,并得到老师的表扬,是一件很牛气的事情,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周江华认为大学生写诗应融入对生活的思考,他总结写诗有三种好处,一是对自身的一种审视,或者说是审判;二是对社会百态的关注和持续思考。三是诗歌可以挽救自我,有助于自我疗伤。

  尽管现在写诗的大学生日益减少,但中国作协成员、中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梁小斌认为,未来伟大的诗人会在校园里产生。

女诗人写诗:最喜欢”自我挎问”

  柳哲发表的《女诗人的北漂人生》中详尽道出了北漂诗人王采玲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文学梦,王采玲孤身一人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住过各种各样的地下室,过过无数个没有暖气的冬天,至今仍孤身一人。沉重的生存压力,慢慢的抹去了王采玲诗人的灵气,写出来的诗歌也慢慢没有原来具有才情。

  女诗人安琪针对女诗人写诗说:”伍尔芙有一句表述如此中肯的切入诗歌的命脉,她说,人类原始的冲动是向着诗歌的方向的。而生理学也告诉我们,女性较男性更具备人类原始的冲动。如此看来,是不是诗歌的优秀者都由女性包揽了呢?事实当然并不如此,事实却是,优秀女性诗人在中国当下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诗人。”

  阿B作为女诗人群体中知名的活跃分子,其创立的”干草部落女诗人公社”经常组织当代女诗人用绘画、雕塑、诗朗诵等形式,展现女诗人寻找精神家园的心灵轨迹。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女性诗歌写作开始于自觉与醒悟,其写作诉求主要是关爱、分享与自我挎问。”她认为女诗人与诗具有相同的阴柔特质,女诗人写作最喜欢爱情、亲情和自我三大主题,”无论时代的变化还是现实对诗歌提出的崭新课题,都无法彻底的改变女性诗歌内容的大致走向–自我空间、情感空间。因此,女性诗歌过于忧患、敏感、自怜的状态既是女性诗歌的特点又恰恰是女性诗歌无法缝补的伤痕,它对女性诗歌以及诗歌整体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如今周围的人都在忙于赚钱,独立自主的女性自也不可避免,很少难静心写诗。对此,阿B不无忧虑地说:”当代诗坛,依旧没有摆脱物质拥挤,精神密不透风的市井气,诗歌的随意化,网络化,口语化影响诗歌的深刻与高贵,所以诗人越来越没有了风度。我们不得不偶尔反思一下大众娱乐替换个体抒情的好处是什么?现代文明的土壤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诗歌存在?换句概念,什么样的诗歌令当代诗坛的繁荣真实可靠。”

青年诗人:写诗会变穷但不放弃

  他们是在大学之外的写诗群体,他们没有了象牙塔里的青涩,但依然年轻代表着未来,或者简单归之为”青年诗人群体”。许多余就是其中之一,作为80后,他在《诗歌周刊》担任执行主编。

  许多余理解的青年诗人气质是,”直接、纯粹、热情、智慧,生命力旺盛,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说,”不论古代,或者现当代,诗人都是一个最善良的群体,他们不懈地追求真理,勇于担当,肩负公平、正义和良知,爱国,忧民。”许多余的乐观在谈到现代诗人生存现状时变得不适,他说现代诗人”不被认可,被世人不齿,被认为偏执和不务正业,有些怨恨的说,这难道不是因为世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了吗?”

  但他也反思自己曾带着功利主义去写诗,”我上中学时家里很穷,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5-10元人民币,而我发表第一首诗歌的稿费是50元。直到后来,诗歌的现实处境每况愈下,我想抽身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现在的他也写小说,但写小说疲倦了又写诗,”从精神层面来说,写诗只会让我变得更敏感更尖锐;同时在物质层面只会变得更贫穷。”

  但诗歌已成为许多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诗歌目前成为我寻找可能丧失的语感和语言灵敏度的某种介质。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女人,我始终坚贞不渝地爱她,不管她会(或已经)给我带来了多少沮丧和伤害,我还愿意被她伤的更深。”

官员写诗:古今官员写诗之风从未断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将诗歌奖颁给了车延高,他的官员身份迅速成为网民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其以女星徐帆、刘亦菲为主题创作的口语化诗歌更是为网民津津乐道,被称作”羊羔体”。

  官员写诗,在今天为什么会引起关注?现任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办公室副主任的陈廷佑,同时也是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业余时间酷爱写诗的他并不认为官员写诗是稀罕事,”古代写诗的大部分是官员,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都是。因为作为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诗歌是必须的考试内容。不会写诗,写不了好诗是不会做官的。所以,官员写诗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即使在当今中国诗坛,官员写诗也不计其数。”前任主席江泽民、总理朱镕基,这些学理工科的领导人都会写诗,还是写古典诗歌,足见文化修养之深。官员写诗、官员会写诗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这是无可厚非的现象。”

  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员,写诗之风从未断绝,但与古代备受推崇不同,现在社会上对”官员写诗”颇多争议。在陈廷佑看来,”现在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阶段的中国官员选拔制度,传统文化素养不再作为重要的考核部分。很多官员的文化素养,特别是诗词素养缺失,有的官员身上霸气、匪气多于文化气,不会写诗变得正常。”

  作家蒋子龙力挺官员写诗,称现在好的诗词依然产生于官员、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而非专业的学者、作家。陈廷佑也提倡官员要写诗,但要写”好诗”,他反对官员发表不讲平仄格律的”假冒伪劣诗词”和误导子孙后代的所谓毫无章法可循的诗歌。他说,”中华文化不能'转基因'。”

草根写诗:原始的抒情和单纯

  在”主流写诗”之外,还有哪些人也在诗坛默默耕耘?阿B说:”介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群体–'第三条道路'的诗人,谯达摩、莫非、树才、牧野、严家威、庞清明等,目前正活跃在当代诗坛上。”

  同时”打工诗歌”与”网络诗歌”创作也不可忽略。其中”打工诗歌”的动力来源说明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视野互换下的陌生、新鲜和冲动感,”打工诗歌”群体被确定是他们原始的抒情和单纯。诗歌可以是每一个个体,无论他是谁。而”网络诗歌”群体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便捷的发布途径是个体精神内在抒情的最好通道。虽然鱼龙混杂,但就诗歌的写作方式无可厚非。”

  作家赵本夫认为,诗歌是最快捷的表达方式,可以直白地表达一个人的情感,例如在汶川地震后震出现的”不会写诗也写诗”的现象,许多灾区的农民也以诗歌来表达情感,看上去就像顺口溜,但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情绪非常饱满的表达,是不由自主的。

  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郑伯农说,”诗词界的人没有什么专业诗人,都是业余写诗词,这大概是传统,屈原也不是专业诗人。”重振中国诗歌精神,任重而道远。

写诗的人:突然就被当成”神经病”

没有人否认中国曾是”诗之国”,但今天的诗人进入的是”湿人时代”。

湿人是一个网络用语,指”诗人”,音译。词性可归为贬义,用以嘲讽一些脱离文学性的诗歌创作者或是普通人;或泛指文化流氓的行为;有时还是失意文人的自嘲。

“诗人”变”湿人”,不仅是文字的改变,也是诗歌和诗人在当今社会地位的改变。诗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景仰,而被很多人认为有神经病。对于神经病的说法,社科院教授张清津早有耳闻:”而且不止一次听人说过,一听说我是诗人,人家在背后肯定嘀咕,这人是不是神经病?”

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诗歌是爱情的圣器,一个男生如果会写诗歌,他不仅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会拥有众多的女性追求者;如果一个女生会写诗,也会有众多男生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而现在,如果一个男生写诗给心爱的女孩,不但不会为自己的魅力加分,而且还被认为是有神经病。

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诗人由一个被受人羡慕和尊敬的称呼变为”神经病”的代名词,诗歌作为一种”精神食粮”沦落到了必须靠”恶搞”才能出名的地步,这是”文化快餐”带来的后果,也是”娱乐至死”的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整体环境:受众喜欢审丑,诗歌不恶搞就不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各种艺术门类竞相发展,但作为”语言极致”的诗歌却步履蹒跚。大众对于诗歌的反应迟钝,人们迅速的远离诗歌,诗人甚至变成了一个讽刺性的称呼。在这种历史总体性解体的趋势下,诗歌的写作题材一步步的转向边缘的、幽暗的、形而下的领域,具有碎片性质。

为了整合新的写作资源,诗人们纷纷调整自己的写作立场和诗学趣味,开始以个性化的抒情方式介入复杂的生活。”梨花体”也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出现,重网友开始用恶搞的方式表达对这种无意义、简单化的口水诗的不满。这里边有解构和游戏的成分,是网友的一种自娱自乐,一种游戏,一种搞笑,但更多的是嘲讽。

从”梨花体”到”裸体朗诵”,如果说前者是恶搞赵丽华诗歌的话,后者则是恶搞诗歌本身了。诗人这样的恶搞,确实将”养在深闺”的诗歌拉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诗歌彻底露了一次脸,火了一把,可这样的火实在难说好。

媒介的大发展、消费文化的快速崛起,受众越来越倾向于审丑,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的相继走红,梨花体、裸体朗诵的相继发生,审丑越来越普遍,作为在边缘挣扎的诗歌,势必要恶搞一把,才能重回公众视野。

行业环境:写诗稿费太低

如今诗歌所受到的冷遇,从诗人们拿到的稿费单上就看得出来。”最少的一次,我居然收到了一张只有6元钱的汇款单。”雷抒雁说,他后来得知,那是一家报纸寄来的稿费,对方选用了他创作的一首诗。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发表的一篇2000字左右的散文,竟然曾经拿到5000元的稿费。对此他很无奈,”其实在创作时,写散文比写诗要简单得多。”

雷抒雁凭诗歌拿到的最高稿费是100美元,这还是在意大利的刊物发表后收到的。他强调说,虽然”诗人”是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标识,但却不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在他看来,对于物质生活,很多年轻人不会像老一辈诗人那样看得很淡,照此情形,他们自然难以持续自己的创作生涯,也很难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有很多诗人,改行写其它文体,兼写诗歌,但是也有很多诗人离开诗歌创作领域,改行当商人或者其他。诚如许多余所说:”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思考,或从不思考,除了赚钱,他们只愿意娱乐和消费。诗歌显然不是理想的娱乐方式和消费品,诗歌逼迫人进行思考,然后让人警醒使人痛苦。在大多人不认为'思考后惊醒的痛苦'是一种高级精神享乐之时,诗歌被边缘化太正常不过。诗人已经走的太远,而人们却在不停地后退,他们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

诗人自身:低俗写作或者无病呻吟

在诗人尚泽军看来,如今诗歌没有市场,与当前诗歌创作自身存在的弊病不无关系。他批评说:”很多人只是在自我陶醉,闭门造车,他们的双脚没有立在大地上,没有发掘出感人至深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因而就很难写出让读者喜欢的作品。”

雷抒雁则指出,很多诗人在创作时很是随意,常常不假思索、张口就来,根本没有接触到创作本身的难处。”古人讲'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你现在一年写几十首甚至是几百首诗,怎么可能出好作品?”至于网络上所发表的成千上万的诗歌,他也并不看好,”诗歌不是不断敲回车键的文体,网络诗只是一个伪口号。”

一些古怪难懂的所谓新诗,也吓退了不少本来对诗歌感兴趣的读者。诗人丁国成指出,”随便挑一本新诗刊物,肯定有我读不懂的作品。”他表示,很多著名诗歌理论家,如谢冕、冯牧等人,也常常表示自己读不懂某些新诗著作。”圈内人都看不明白,其他的读者也就更加难以理解和产生共鸣了。”

文学四要素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就是作品、作者、读者和世界,现如今,四要素是这样的现状:作品内容浅薄、作者文化底蕴浅、读者习惯审丑、社会环境和过去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那么,诗人变”湿人”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但是,每种现象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湿人”的出现确实破坏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和意境美,但是在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也可以看作是为诗歌发展所寻求的突破,虽然这种突破没有想象中的立竿见影和激动人心。

“湿人”的时代:谁为优雅的”屈原”鼓掌?

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于诗歌的兴趣。毕竟,品读诗歌,需要静心和耐心。可是周围人都在忙着赚钱,忙着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有多少人还会真正地坐下来品读诗歌?在诗歌渐渐被时代所抛弃的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发自肺腑的为优雅的”屈原”鼓掌?

90后:作为被贴上各种标签的一代,90后在很多人眼里是自我的代名词。很多人认为他们过分西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好东西。但中国新闻周刊网的记者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不同定位的大学所做的采访中发现,他们普遍认为当代诗歌晦涩难懂,读半天不知所云。虽然不怎么喜欢看诗歌,但是依旧喜欢古诗词的优美。他们崇尚屈原之类的诗词大家,他们认为当今诗坛不会再出现像屈原之类的诗歌大家,时代和个人修养问题时他们觉得不会有伟大诗人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

80后:80后这一代,没有90后过分的自我标榜,也没有70后那样经历过大的事件,他们安安稳稳的长大,课堂上学过不少诗歌,但读诗、写诗却不再像80年代那样流行。他们喜欢古诗词的优雅,也喜欢当代诗歌的无拘无束,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愿意为优雅的”屈原们”买单。他们认为言论不自由和国家干预过多是造成伟大诗人难以涌现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个人修养足够,有理想有目标当代社会也会出现伟大的诗人。

80后青年诗人许多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的采访时说:屈原的伟大,在于他把诗人所应肩负的正义和真理的义务放大到了极致,同时让理想主义的悲情色彩在个人身上做到了毫无保留的践行。作为伟大的诗人,他虽不是为诗歌本身而死,但是,为恪守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放弃生命行为,和诗歌本身一样伟大,他的存在,让诗人们在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找到了内心的标尺。历史上,每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诗人们总是挺身而出。我认为,当代依然能够(或已经)出现像屈原一样伟大的诗人。在当前的世界文学上,唯一能为中国文学争得荣誉的,就是中国诗人。

70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采访时针对当代诗坛的现状说:”在当代,旧体诗和新诗都有数量庞大的写作者,就新诗而言,有可能是它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上最繁荣的阶段:几代诗人同时活跃在诗坛上;创作、发表、出版的规模都远超以往;已经出现了一些诗艺卓越的诗人如多多、翟永明、西川、杨炼等,在海内外的诗歌读者中均有影响。值得一提的倒是,屈原在世时被流放,被嘲笑,今天依然如此。容我说,中国的文化环境历来不知善待活着的诗人,只知意淫死去的诗人。”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肖锋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当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困境,这和时代转型有关,但这并不是说诗歌不再有发展前途。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喜欢读诗,现在由于工作忙,渐渐的缺少了对于诗歌的关注。但是,对古诗词依旧喜欢,甚至还会背诵很多。诗歌是最适合抒情的文体,但好的诗歌必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必须有内涵。

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在随机的采访中,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纷纷表示,喜欢古诗词的优美和意蕴,不太关注当代诗歌,甚至当代诗人有谁都不清楚。

屈原的时代:乱世里的诗人土壤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乱世出英雄”。仔细分析五千年历史文化,我们发现这句话确实是经达千秋岁月磨炼而成的规律。于此相契合,乱世也成为了诗人的土壤,涌现了一批批卓越的大家。

屈原生活的年代为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最大的诸侯国,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兴起于荆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其国君为熊氏,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223年灭于秦国。屈原就是在这个时代生活并成长为伟大诗人的。那么时代是如何造就了这样一位诗人呢?

屈原的时代:战乱时代

屈原处在七国争雄以求天下统一的时代。争雄各国为了使自己尽快强盛起来,战胜敌国,完成统一天下的使命,都在探索着进一步摆脱旧贵族势力的羁绊,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改革求富强,以富强求统一,这是澎湃于战国时代的历史潮流。从公元前385年到330年,短短五十余年间,楚有吴起变法,齐有齐威王新政,秦有商鞍的改革,韩有申不害的革新。燕、赵、魏三国也先后采取措施,”明立辟,从宪令”,”明奉法,审官断”,加入了这一大变革的潮流。

与此相伴随、并为之先导的,是思想领域里的大解放、大争鸣。当时,儒、墨、法、道、兵、纵横诸家和杨朱、”稷下”学派,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儒家”仁爱”学说四处受到围攻,甚至还出现了内部的”背叛”;墨家和杨朱学派虽誉满天下,但后起的法家却在各国相继取得统治地位,实际上领导着变法运动;兵家和纵横家,则着重于军事和外交上的斗争。

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社会的动荡,无论于谁都是一场苦难。

到战国中期楚国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兼并激烈,根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是有根据的。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失割地,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在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相互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屈原正是在这艰难的政治环境下显示了他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形成了他那进步的社会政治观、天道观和伦理道德观。

乱世出诗人:不平则鸣

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屈原自己一心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却不被理解,甚至被陷害。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怨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斜出来。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离骚》、《九歌》、《天问》、《招魂》、《九章》等,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作品记录了他的政治思想,正所谓:不平则鸣。

从潘啸龙《论屈原思想及其发展》中的一段,屈原对于”天命”的某种信奉,到怀疑、否定来看:

实现美政理想希望的破灭,首先影响到了屈原的天道观。从《橘颂》、《惜诵》所反映的屈原早、中期思想看,他对于”天命”、”上帝”、”皇天”曾有过某种程度的信奉,他以为人的美好品性,是”后皇”的赐予,是”受命”得来的(《橘项》);当遭受到放流汉北的打击时,他还曾天真地请”厉神”占卜,要想知道与君”离异”将持续多久(《惜诵》),但到写作《天问》时,情况就不同了。

当时,屈原忍辱负重、忠诚不二地在汉北等待了三、四年,楚王并没有”悟过改更”,恶人更没有受到上天的惩罚。屈原倒是亲眼看到了,由于君昏臣佞、倒行逆施,楚国一再败于强秦手中,以至失地亡君、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哪里有什么上帝?哪里有什么”天命”?他因此在《天问》中大声发出了诘问:”授殷天下,其德何施?及成乃亡,其罪伊何?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这些愤懑的责问,既是对于殷纣”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及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天命观”的怀疑,也是对于现实中迷信天命、昏庸无道的楚王的批判。

在屈原放逐江南期间所作的《离骚》中,这一批判就变得更加猛烈而不可遏制了。人们向往”天国”的光明、”上帝”的贤圣,屈原却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天国”哪里是”光明”的所在,上帝也一样任用小人(”帝阍”);冰清玉洁的宓妃,不也在”日康娱以淫游”?世上还未出现理想乐土,”天国”也充满了嫉妒、骄横、倾轧和污秽(如雄鸡的”佻巧”、鸩鸟的谗言)。”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就是屈原对于”天上世界”的判决。

从上述屈原思想与作品的结合,我们便能够看出正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而自己又遭受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便用诗词来表达自己不满的情绪,乱世,成为了诗人生长的土壤。

中国新闻周刊网综合,参考: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潘啸龙《论屈原思想及其发展》。

记者手记:守住灵魂的家园 为优雅的”屈原”鼓掌

时光倒流,唐宋时代,诗歌受世人追捧。甚至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处处歌柳词”的盛况。当然,在古代,会写诗是出人头地的重要方式。上世纪80年代,只要是文化人,皆能背诵几句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之类的诗,北岛、舒婷、海子等诗人受热捧。

然而到了当代却出现了无数的诗歌恶搞事件,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诗歌不再是精神的栖息地,而变成了意欲引起读者阅读的商品。读者渐渐习惯了诗歌的恶搞,真正优美的诗歌却被遗忘。扼腕叹息的同时又感到庆幸,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中深切的体会到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中间依旧有很多人在坚守灵魂的家园,虔诚的为优雅的”屈原”鼓掌。

毕竟,我们身上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和老祖宗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时代怎么变,血缘相亲,文化根基不会动。仍旧会有众多的华夏子为优雅的”屈原”鼓掌。

(文&整理/实习生 吴文召 包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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