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我们在创造这个时代的诗意

  “现在的诗人面临的困境和每天接触到的东西,与读者是非常接近的。我觉得,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意,所以对诗歌的未来,其实我并不悲观。”香港诗人廖伟棠9日在广州方所书店如是说。

  集结内地与港台诗人作品的诗歌影像展览《开往辛亥年的火车》在此间展出,诗人们于2011年沿着辛亥革命百年铁路沿线行走,写下富含历史和现实批判的诗歌,记录铁路沿线的现实影像,反思辛亥以来百年的革命迷思。

  廖伟棠回忆说,那时他特意坐了一列慢速火车从广州去武昌,因为只有慢车才会逐一经过三、四十年代的粤汉铁路所经停的站点;再乘坐武广高铁离开武昌回广州,算是把这百年铁路史的一头一尾都体验了。“但在我走这一段路时,突然觉得‘开往辛亥年的火车’是很荒诞的。因为辛亥年是开不回去的。”

  作为《开往辛亥年的火车》的参展诗人,香港后现代诗人陈丽娟当日也出现在讲座。她是唯一一个在这组影像作品中演出的诗人。“在没有开始旅程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历史的书,觉得题材很沉重,所以我试着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处理。”

  在这组影像作品中,陈丽娟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与孙文遇上的十三姨,在香港尖沙咀海旁,寻觅早已消失的旧火车站;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初,九广铁路重开后,背红白蓝胶袋去广州探亲的港人。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缺乏诗意,如果我们拿唐朝的诗意要求今朝的诗人和读者,你可能会很失望。”廖伟棠认为,现在的诗人是在创造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诗意。

附录:

卢燕珊:辛亥《三轨车》旅程
来源:投资者报

  大约去年3月,跟好友廖伟棠到北大买书,我说,我对中国历史很无知,要急速恶补辛亥,该看什么书比较中肯?因为,我想在年中,找个借口,去不同城市,拍摄‘在路上’的中国。伟棠说,他正为香港“建筑是艺术节”策划一个火车诗歌计划,邀请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七位诗人,搭火车写诗歌,正好需要个拍纪录片的人。就这样偶然一个问号,我便赶上一列 “开往辛亥年的火车”。

  诗歌加革命,听起来总不免揉混点浪漫。但我更希望客观地记录当下社会状态,无论那个现实,是残酷,是美好。除跟随其中三位诗人上路,也采访学者及沿途碰上的老百姓,拍摄当下的“软革命”比如保育运动。收集各种差异声音,凑成一幅三地拼贴。或呼应或平行或冲突的轨迹,原来是这么复杂纠结。关于创作、关于革命、关于火车的纪录片《三轨车1911/2011:中国、台湾、香港 》,最后分成三段:第一段,从孙中山的民主启蒙地香港到广州;第二段的台湾,是独立部分,因为没“直通车”可接连;第三段,走过中国几个城市后,回到香港。历史拐了一圈,但回头已是百年身。

  7月3日,我首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与香港后现代诗人陈丽娟汇合。她要玩Cosplay,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与孙文遇上的十三姨,在香港尖沙咀海旁,寻觅早已消失的旧火车站(港穗直通车,原来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开通,我一直在想,究竟有多少革命者曾经在这列火车上呢);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初,九广铁路重开后,背红白蓝胶袋上广州探亲的港人。

  结果,我俩乡巴佬,决定坐火车到佛山找黄飞鸿去。路过广州的香港诗人学者陈智德,被我拉去清末广东咨议局旧址,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客串“五四青年”,讲解革命这个词如何“被活化”、历史之于当下的意义。其后,两个香港诗人和广州诗人兼资深传媒人凌越,来一场“火锅”革命对话。这不是《建党伟业》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一把火“改变世界”的豪语。6月已完成绍兴火车之旅的凌越,忆述如何被雨中的秋瑾纪念碑所震撼。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感悟、中国人的两个反思,还有“虚构的真实”。

  从知识分子论述回到广州街头:轮椅歌手高唱谭咏麟的“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在“爱国教育基地”大元帅府内,老党员告诉我,国家如何强大;晚上,大元帅府广场变身广州市民的公共舞台,老中青混搭各种声音各有表述,帅哥舞蹈老师教大妈大叔跳肚皮舞。到底,哪个场景才算虚构得真实?

  7月24日大清早,通宵看微博后,我从北京直飞台北,与诗人学者杨佳娴,坐火车到花莲。阳光过分明媚的花莲,与我从另一边带过来的中国心情,有点对不上话。

  我挑了个小火车站月台,拉开三脚架拍摄杨佳娴的采访。大抵只有在台湾才可以这样做。在香港,一定被赶,在中国大陆,更加不可能。在台东诚品,我尝试寻找对辛亥革命的另一面诠释,没什么书,只见中港台三地各自出版的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彼岸的冷淡与这边“辛亥狂热”,多少有点反讽。年青一代的台湾人说,“辛亥是你们的事”。无论纪不纪念,或怎样纪念,也是一种表态。台东的几天,我们跟随《中国时报》记者参观原住民有机小米工坊,游逛以胡适父亲命名的铁花村。

  之前因仓促没法与广州“旧城关注小组”及“粤语运动”的80后碰面,所以在台北唯一的早上,预先约好采访眷村保育运动的朋友。在中正纪念馆附近的眷村,带山东和江苏口音的两位老兵,提到徐蚌会战(国内叫淮海战役),又大骂国民党混蛋。杨佳娴说,“那些战争,在他们灵魂上,是永恒的文身。”村民说,“这里就像香港的调景岭。”我说,“这个国民党小区,在香港回归前早就消掉了。”

  8月24日,京九火车上,我读着前一天的《人民铁道》,头条是“查找问题不留死角,解决问题四不放过”,旁边一段新闻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隧道工程启动”。深港高铁沿线的菜园村,本是我回港的目的地。但菜园村早因高铁而拆,村民已搬到临时屋,准备开始“香港新农村运动”。一位火车乘客说:“前年你们不是‘反对’(兴建高铁)吗?好像,经过你们民主的投票,就同意了。一修通,就是全国‘四纵四横’。当年,孙中山提出很伟大的理想,现在基本上已实现,而且还超越了。”

  7?23后,国内很多媒体都在谈论“中国速度”。张鸣教授说:“你说得对。铁路确实也像历史一样,不停循环,来回转。但铁路进步,也跟历史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能盲目求快。”我跟策划“建筑是艺术节”的胡恩威,乘坐最快的和谐号去天津,为了1888年建成的塘沽车站。就在这废墟中,偶尔的一瞬间,看见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镜头,阳光偷偷照进静默。9月底,我亦去到四川犍为,坐上全中国最慢、时速20公里的嘉阳小火车,发现詹天佑百年前的“人字式调头路轨”,跟随可爱的村民,还有他们的鸡鸭猪家具,一起缓缓爬上山。黑暗的大清早,在古老蒸汽火车头后面,我终于收录到最原始最纯净的火车呼叫。没有杂念。

  12月底,《三轨车》跟诗人作品在香港展出完毕,但我很希望,之后,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放映,那我的任务才算完成,借火车把三地连起来。虽然它不是很专业的记录,但被访者的说话,实在太有意思了。

  在车长不停为晚点向乘客道歉的火车上,曾经的北大诗人、现在的著名环保分子冯永锋说:“大家就在一种拒不承认现实的条件下生活,比如我们周边的生活多样性下降得很厉害,很多物种灭绝,但大家觉得无所谓。我们认为去探讨美或很深刻的东西,是巨大的负担,我们不想去承担。一个不想看到更多美的社会,也是不想看到更多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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