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编辑家年度图书推荐:2011年他们读什么

  2011,他们在阅读

     ——评论家、编辑家年度图书推荐

  叶辛长篇小说《客过亭》

  知青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知识群体。知青文学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包蕴着深厚的人类学意义。 作为一个知青出身的作家,叶辛通过其长篇小说《客过亭》的写作,在文学画廊中完成了对一代知青人生历程、精神历程的系统呈现。同时,在他的写作过程中有坚守,也有思想和艺术上的重要突破。

  这是一部反思之作、体悟之作。说到“反思”,王元化先生在临终前曾经告诉我,他一辈子对“反思”这个词语琢磨得特别深。他说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用这个词,而是用的黑格尔所谓“反思”意义上的“反思”。先生还讲了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认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我看来,一个自觉的民族,特别是文化自觉、艺术自觉的民族,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对本民族的重要历史进行自觉的反思,这样的民族才能充满自信,才能达到文化的自信、艺术的自信,进而才能从自觉、自信走向自强。这三个要素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一体的。只有真正自觉了,才能充满自信。反过来讲,只有真正充满自信,才能实现自觉。而只有自觉且自信,才能走向自强。

  一个作家在一口深井里边不断开掘,这是需要恒心的,需要一种持之不懈的定力,有的写着写着就放了。而叶辛是在真正地掘一口深井。他给我的重要启示是,人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要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艺术家、小说家更要如此。因为这类人是搞人学的,如果不对人自身及灵魂进行拷问,那么就很难达到一个深度。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如托尔斯泰这样的重要作家,他们在对一个民族的历史进行着重要的群体性反思,他们的写作抵达了一种深度。

  不可否认,现在很多平庸的长篇小说是在用文字、语言来构成对读者阅读神经的刺激,特别是生理上的刺激。而像叶辛这样的创作,是在力图用自己的文字来对人生进行观照,对灵魂进行拷问,用他的文学语言营造一种精神上的美感和痛感,而这种痛感就是一种反思能力。在我所从事的电视行当里,存在着大量运用视听语言营造所谓的视听奇观的现象,也就是带给受众生理上的刺激。殊不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生理上的刺激过度强化时,往往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美感能力和反思能力衰退的时候。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文化建设的悲哀,而我们现在正乐此不疲、麻木不仁。

  该小说另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在知青群体已然走到中年迈进老年的时候,叶辛开始反思这一群体自身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而不是一味追寻时代历史对知青一代人的责任。他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这一代人的阅历要比我们现在的人丰厚得多;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成为国家的顶梁柱;这一代人用他们的笔和他们的小说率先进行反思,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为全民族提供了精神养分。他们是促进全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中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进而走向文化自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过亭”中的这个“客”不妨理解为这一代知青对人生、对历史、对自己灵魂的反思和拷问。叶辛在追问了历史和时代对他们应负的责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提出了他们那代知青对历史、对时代应该负的责任和应该做的新的贡献。基于此,我认为《客过亭》是作者在审美层面上对他之前作品的又一次新的尝试和突破。

  (推荐人:仲呈祥)   

  郭文斌长篇小说《农历》

  这一部主张安详、宁静、纯净的作品,在一个熙熙攘攘、人心浮动、尘俗喧嚣的时代,其鲜明的主张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农历》以两个乡村孩童的眼光为主线,以中国传统农历中的节气为章节,展示渐渐消弭的中国传统乡村文明,显示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其本质是对疯狂侵袭而来的商业文明的抗争,是对平静安详的心灵坚守,是对田园理想之生活信念的呵护。

  它本身不具备畅销的元素。它的奇特之处在于直面“喧嚣与宁静的挑战”:当今中国社会生活里,有尊严的、宁静的、安详的东西越来越少,能够引起人们敬畏之心的东西越来越少——过去有尊严的,今天大都没尊严了;过去敬畏的,现在大都不敬畏了。这就是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农历》恰恰要重新唤起敬畏之心,唤起天人合一的诗意,唤起吉祥感——回到自然,回到天然。它为焦虑的时代、为缩略的时代、为浮躁的灵魂,提供了一份恍若隔世、久藏民间的清凉剂。

  《农历》提倡的是一种价值。它唱的不是挽歌,它在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历精神”的归来!它写道:“任何外在的光明都是不长久的,靠不住的,一个人得有自己心里的光明”。

  作品浸透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理想主义。它的情节是匀速推进的。它呈现了父慈子孝、长幼有序、舒缓田园的人伦敦厚社会。书中出现最多的词一个是“过去”,一个是“老家”。它的理想是指向传统的。它暗藏的锋芒在于:写到都市里没地方跪拜,没有理想的寄托地,找不到祭祀的地方——人们的理想和信仰到哪里去依托呢!

  国画大师黄宾虹说过“画贵有静”。作品在语言上自始至终营造了一种安静的、诗化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随便一章节都可以拿来欣赏品味。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精神的世界、艺术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它令人心灵安居。

  书中实际上主要有四个人物。大姐出嫁了,大哥也不在家,就剩下父亲、母亲、五月、六月——这四个人物,父亲的角色特别重要。父亲实际是传统文化和风俗的化身,他什么都知道,连《千家诗》《百家姓》都知道,整个人是勤劳的、温情的、有耐心的。六月是一个刚刚开启童蒙的孩子,他对一切感兴趣,他有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父子对话的结构使该书不断地情节推进。它像是一首风俗的诗,充满着民间的智慧和诗香。

  我以为,中国民间传统的生命力固然是最旺盛的,是最不容易磨洗掉的。作品也认为“农历精神”肯定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但我对此存疑。我不知道“农历精神”能不能回到今天的生活中——当今农村变得空心化,农村全部被城市化,而城市也在空心化。“农历精神”将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是一种精神的长期追求。

  (推荐人:雷达)   

  李学辉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

  作家和一个不可能由别人来完成的隐形文本邂逅的情形,犹如一匹从荒沙中走来的红马一下子面对了广袤的草原。一定就像补丁遇到了紧皮手故事,暗喜和庆幸中带着对天赐的感恩和对表达的自信。

  《末代紧皮手》的整体艺术成就之高,是读过便知的。仅从几个小的层面上,即可获得这种印象——

  人物或形象:余土地、何菊花和王秋艳自不必说,旧式人物从何三到瞎眼婆婆二奶奶,革命人物从何立民到袁支书,甚至出场不多的被麻雀吓死的民兵排长,甚至本来是作为情境写照的麻雀、雪花,都有鲜明立体的形象特质。

  语风:乡间有乡间的调子,民间俚语的丰富转用是小说必然的选择,难得的是风霜雨雪、白天夜晚、种田嬉戏、说话动作,适量的方言让活生生的一切都带着动感;城中则有勾栏瓦肆说书人的传奇腔,比如写余大喜用嘴叼煤袋子的地方,有水浒好汉倒拔垂杨柳似的评话氛围。无论怎样严酷的情境,都没有剥离乡村语体本身的多趣,像袁书记这样的革命干部也不外乎此,他感慨右派太多跟输液一样一滴一滴无穷期,他在村里挑样板戏演员的指示是“郭建光要高高大大,阿庆嫂要风风骚骚”。

  细节:小说细节足,而且得当,每个细节都含有足够的信息量和喻体性,比如序曲中何三的手心出现的28代紧皮手,脚边不怕人的老鼠,对29代紧皮手进行激水仪式后成群投塘的麻雀等等,奇异又可信。小说里的细节非常坐实,无不来自沉到情境中的叙事和描写。紧皮手余大喜被关一整月的地方,从土地庙分上土地庙、下土地庙,到下土地庙包括南偏殿和北偏殿,北偏殿住紧皮手、南偏殿住着伺候紧皮手的看庙人,看庙人如何摆谱扬眉……“文革”时期村里放映电影与放松欲望的故事,许多名家都写过了,补丁的写法很特别,他没有按通常设计让一对男女将情欲进行到底,而是把看电影的情形分季节来展现,春夏季节的念想从路上就开始热闹,直到女人被扯烂了裤子尖叫着跑出场子,“男人们则忙忙回头打听电影镜头前面的内容”;冬天,放电影成了任务,雪花飘飘中,只有放映员和大队干部,大队干部为放映机撑伞,他们看到的是雪花在光柱中的飞舞跳跃,光与雪形成一条雪河。对水在意,永远都是土地上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不看电影的余土地向王秋艳打听电影名字,王秋艳的回答是“《沙家滨》。好多好多的水……”这份特别其实是因为尊重实情,尊重本性、肚皮、体面和天气,尊重乡村邪而不恶的作乐氛围的实际存在。

  这部长篇的可说之处非常多,它又是不可随便说的。复述故事则走失语味,分析结构则破坏情境,着眼叙述则忽视情致,谈论本能则遮盖本心。它的重要和特殊也来自这份高妙。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地用已有的具有相似的历史跨度的名作来比附《末代紧皮手》,这部小说是“它自己”。那么,还是让我们好好读读原作,并见识一下我们还不够熟悉的小说高手吧——补丁,本名李学辉,甘肃凉州人。

  (推荐人:施战军)   

  朱文颖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有人概括《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是写了一家三代女人的爱情故事,从“我”的外公外婆,写到莉莉姨妈,再写到“我”自己。这种家族模式我们见得多了,但你在朱文颖的这部小说中丝毫也找不到你所熟悉的故事发展方式,小说中的人物带有很多的戏剧性和传奇性,甚至莉莉姨妈告诉我们她“这一家都是疯子”,这是书写家族小说最有效的元素。但朱文颖根本不在戏剧性和传奇性上做文章,她把戏剧和传奇全都化解到日常生活的细小叙事中,以一种非典型的思路展开文学的想象,所以她的叙述既是日常化的,又是出人意料的,她对情节的处理分明暗藏着心机。朱文颖说她是“在雨天的时候想起亲爱的姨妈”,所以她的叙述带着雨天的潮湿和缠绵,雨天也暗合了她对人物命运的喟叹,但她之所以对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有一种叙述的冲动,是因为在莉莉姨妈雨天般的一生中曾经有“三十几个疯子一样没日没夜、没天没地的日子”,一直在追赶一个男人。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却消失在阴霏的细雨之中。因此朱文颖娓娓道来的细小南方,分明有着一个充满个性的精神世界。

  (推荐人:贺绍俊)   

  戴茂林、赵晓光传记文学《高岗传》

  传记作品的写作,贵在还原历史的真实。恰恰是这个“还原”,又具有极大的难度。这不仅需要扎实、深入的史料搜集与梳理,还需要把传主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的把控能力,更需要那种不为一些既定的结论所框范的史学家的勇气。以上这些为好的传记作品所必备的要素,戴茂林、赵晓光合著的《高岗传》,都一样不落、悉数俱备。因此,这本传记虽然写的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人物,但却以史料性与评述性的内在结合,真实性与文学性的两相兼顾,在近期的人物传记写作中引人注目。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得到公开批判由此作出自杀选择之后,高岗作为“分裂党”的“野心家”的就基本盖棺定论了。在此后不断出现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已是“死老虎”的高岗,不断地被再提及和再批判,不仅他本人成了有过无功的罪人,而且连续不断地累及了他先后共事过的西北与东北两个地区的许多老搭档、老同事与老战友,甚至也影响了这两个大区党的历史的阐说与评估。因此,真实地还原高岗其人,客观地评说高岗功过,就不只关涉高岗本人的评价,显然还有着其连带性的意义。

  戴茂林、赵晓光两位作者,本就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他们写作《高岗传》,首先在史料的钩沉与史实的研究上下了极大的工夫,花了极大的气力。《高岗传》中,没有回避任何问题,反而迎难而上,所有关于高岗生平历史的疑点与难点,以及功过是非的论说与判断,都以不同时期当事人的陈述、文件的记载、报章的报道等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可以说既博征旁引,又有案可稽,力求做到每一个说法都有史料的佐证,每一条史料都有具体的出处。因而,书中有缺点又有优长、有罪过又有贡献的高岗的形象,几乎全由坚实而丰盈的史料托举了出来,而且有血有肉、形神兼备,这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另一个很见功力又很有勇气的表现,是两位作者基于史料建构的事实真相,对于高岗在不同时期的功过是非作出了自己一分为二的判断与评说,尤其是对高岗在早期参与开创陕甘革命根据地、延安时期主要领导陕甘宁边区党政建设、参与领导解放东北与抗美援朝时等的适度肯定,体现出了一种尊重历史的史家眼光,尤其是对高岗整个人的否定性评价,仅限于1950年起的闹“独立性”之后,更是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理精神。还饶有意味的是,两位作者在高岗个人的人生起落与命运沉浮中,有意无意地写出了党内长期以来事实上存在着的“山头”现象,以及“山头”现象与个人的身位与进退的关联,乃至对于党的建设与发展的深刻影响。这样一种特有的历史风景,也是在别的类似作品里所难以看到的,这对于人们深入了解党史的沿革及特点,也不无一定的助益。

  (推荐人:白烨)   

  赵丽宏散文集《云中谁寄锦书来》

  这是一本精湛阐释古诗的妙作。试想在我们当下现代人的生活中,有几人能保证每天安安静静地读上半小时的书籍,更别提是古诗了。而我国两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中,留下的是大量古典诗词,这些文字美妙绝伦,仔细品味,那种持久的美感和深沉的力量久久在心。

  赵丽宏的这本诗话,是在赏析、慨叹和追寻古典诗歌的雅趣,引领世人深入美境。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想象一下,一把雕刀,滑过润洁的玉石,刀锋下,溅起晶莹的碎玉,如雪,如丝,一缕缕,一片片,在阳光下飞舞、飘扬,虽只是闪烁于片刻瞬间,却可以长久漾动于心头,那奇妙的清亮莹光,可以驱逐浊思,照亮幽暗的心谷。读古诗,当然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欣赏的触角和情感的波动,若能如刀锋琢玉,滑过古人智慧艺术的诗句,溅起片片玉屑,何其美妙。”

  其实作者就是在用现代人的眼光投射古诗词。看到他所诠释的理解会发现,古诗词纵然留存千年,但其意境依然能在身边找到。如本书头篇《春在溪头荠菜花》,这是辛弃疾《满江红》里的最末一句词。赵丽宏写道“在乡间,我见过河畔路边的荠菜花,那是米粒大小的白色野花,星星点点,可亲可近,它们在使我感受春色降临的同时,很自然地想到辛弃疾的这句诗。古人写春天的诗词中,‘春到溪头荠菜花’是最动人的诗句之一,如此朴素平淡,却道出了春天铺天盖地而来的魅力。”这样自然的美境是依然能够寻见的啊,只是,在缺乏文采的当下,我们还能联想到这句妙词吗?

  《云中谁寄锦书来》由《人去鸿飞》《松风》《锦瑟》《美人之美》《冷翠烛下人鬼情》等14篇充满古韵美感的散文组成,作者在古诗词中抒发自己的情怀,充满对往昔文人的赞析和深入细腻的现代情感,引领着读者前往一片悠然思古的高妙圣境。

  (推荐人:叶梅)   

  白描散文集《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这是我近期见到的最撼动人心、最能直抵人的灵魂最脆弱处展开精神拷问的一本散文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具有生命本体意义和思考深度的大散文,其文字多为神来之笔,每个字几乎都用生命换来,非人力可强而致之的血性真情之文。

  全书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就是我所说的,作者亲身经历了癌症折磨,被直截宣判为不治者和不久于人世者,遂进入了命如悬丝、魂游地府、死而复生、重归阳世的不可思议的一段心灵历程。书的另一部分,是关于玉文化的种种有趣的陈述和言谈,兼及一些旧人旧事。两部分之间似不甚协调。

  倘若前一部分再充实些,单独成书,我敢说,它是最具巅峰体验的奇书、绝书,世所难寻;惜乎因篇幅关系,这最精彩闪耀的部分只占一小部分,遂把全书的奇绝度拉了下来。但是,尽管如些,白描先生能捧出此书中“上帝咬过的苹果”一篇,仍属功不可没的惊世奇文。它不仅是关于死亡的高峰体验,而且围绕死亡问题,逼迫人们思索平时无从体验、惧于或懒于思索的诸多哲学问题,以及当死亡来临时需要处理的亲情、友情、恩爱、责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向死而生,迫使人们直面任何人最终都必须直面的最严酷的人生问题。

  (推荐人:雷达)   

  李敬泽杂文集《小春秋》

  《小春秋》是李敬泽近年来发表在《南方周末》《散文》等报刊上的专栏文章结集而成,内容多为对《春秋》《论语》《诗经》《史记》《东京梦华录》《酉阳杂俎》等古代经典的全新解读。

  《小春秋》的主要篇章有《鸟叫一两声》《那些做不到的事》《君子之睡眠问题》《数学家的城》《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谎言饲养的王》《办公室里的屈原》《伪经制造者》《赏心乐事谁家院》《把遗产献给“世界”》等。

  李敬泽的文字,在当下文坛真可谓是独步天下,尤其读经论道,写史见心,皆妙趣横生。文笔蕴藉,性灵踊跃,既深得传统真趣,又切中时代之痒,常有借古讽今、让人有大笑淋漓之感,可谓是戏而不谑、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虽然只是一本不足10万字的《小春秋》,但经得起阅读者挑剔的目光。李敬泽爱好古籍,读书多且杂、且细、且深,他把自己的读书思考化作让人如沐清风的欣喜,而文字背后的寥廓意境,显然非寻常人可至。相信这一篇篇短小精悍、妙趣横生的文章会使读者回味无穷。

  (推荐人:叶梅)   

  徐风紫砂历史散文《一壶乾坤》

  在漫漫的时光中,能够遇到一部自己喜欢的书,犹如遇见一位谈得来的从心底里喜欢的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部书,哪里是写物,分明是写人;哪里是写陶艺,分明是写人品;哪里是写故乡,分明是写国邦;哪里是写已死去的民间大师,分明是写正逝去的人文精神;哪里是写壶,分明是写乾坤;哪里是写大地上的风物,分明是写乾坤中的风骨。写器物而能写出风骨,已是令人尊重,更引人深思的是它对时代、对文化、对艺术、对从艺之人提出的一个深问——“大师都到哪里去了?”

  大师都到哪里去了?在灯红酒绿处,在市场官场名利场,却惟独不在工作室。艺术家不在工作室,所以大师不见了。宜兴的气场,是长期以来人文积淀而成的气场,由此它产生了艺术精灵般的大师,由此我想到现在,我们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天时”、“地利”造就了艺术诞生的条件,但是“人和“这一点好像并没有全然做到,我指的是人与自我的和谐这一点。一个艺术家,他的内我是在永动的冲突以致高度的和谐之中的,如此,才能保证艺术的纯粹的创造。但是身外红尘滚滚,为名来、为利往的熙熙攘攘,市场、官场、名利场诸多魔障太多,心静太少。所以阅读之下我有感于宜兴的气场,但是这气场的磁波,也许这些年也发生了变化,我想由于市场金钱诸多因素的干扰,艺术家很少能够做到神定气闲了,他们在粉丝的追捧下,也很难再向往知音了。

  徐风与各位大师之交,再现了伯牙与钟子期的古典情怀,同时也是对我们当下文化的一种省思与提示。是呵,现在多数顶着艺术头衔和名号的人,谁还真正相信与期待那一个立在时光中的遥远不可及处的知音呢?即便一个人能够克服市场、官场、名利场诸多外在的魔障,但也仍有面对艺术本身的创造时寂寞的魔障、遗忘的魔障、冷落的魔障、不遇的魔障,数不尽数,这种种魔障足以击碎他艰难建立起来的艺术梦想。真的是很少人能够做到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笔下的《悉达多》中那个连国王“王位”都不要了的一心求道的人。这可能正是大师稀缺的原因。也是书中所述大师(真正的艺术家)弥足珍贵的原因。

  这是徐风告诉我们的吗?难道不是紫砂壶告诉作者的?那么又是谁告诉了紫砂壶的呢?是这些一生一心制紫砂壶的人。壶是他们的命。壶在,命在;人在,书在。这是他们以生命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这是个体的有形的生命与艺术的无限的生命可以相互置换的奥秘。如我们看《红楼梦》,感动于其中的人物,我们的眼泪是在曹雪芹面前留下的,《红楼梦》在,曹雪芹在;对于徐风书中的这三十位艺术家而言,壶在,他们的命在。这是这些艺术家、这些大师以命告诉我们的真理。于此,除了谨记,我找不到珍惜他们的更好的方式。

  (推荐人:何向阳)   

  王必胜散杂文集《东鳞西爪集》

  该书洋洋近40万字,分“人情篇”、“文事篇”、“景观篇”、“书品篇”几节。阅读诸篇,既阅读到铁凝、袁鹰、陈建功等文学名家的脸孔,也对作者在文学评论和散文创作方面的不凡造诣略见一斑。

  通读这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人情篇”中的“读写他们”这一小节的文字及20多封作家书信影印件。王必胜收录在书中的每一个文友的书信,差不多都有一段有趣且引人思考的故事。这些书信的主人中,既有当今的文学大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

  在电脑还不发达的上世纪,做报纸编辑工作,与作者、读者的交流方式以书信方式居多。必胜是一个有心人。他居然把17年前因帮助编辑一本《小说名家散文百题》而与众多作家朋友交往的信函完好地保留下来,并在一本书里刊登出版,讲述这些书信的故事。较之他,我自叹欠缺得多。尽管我在几十年的采编工作中也时常收到包括各界名家在内的作者或读者来信,但大都疏于保存而散落了。

  阅读作者收录在书里的这些信和感言,无异于与文学名家们对话。从这些书信和感言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什么呢?

  我们读到了文学名家们对文学的精辟感悟。比如铁凝写道:世上的各种文体,同植物和动物之间、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之间一样,都存在着交叉状态,但这种交叉状态并不意味着彼此可以互相替代。比如小说和诗,是可以使人的心灵不安的,是可以使人的精神亢奋的,是可以使人要死或者要活的。散文则不然,散文实在是对人类情感一种安然的滋润。散文是心灵的牧场,心灵就是牛羊。当牛羊走上牧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因辽阔、丰沃和芳香而生的自在。韩少功写道:散文是心灵的裸露和坦示。一个心灵贫乏和狭隘的作家,有时候能借助技术把自己矫饰成小说、电视剧、诗歌、戏曲等等,但一写散文就深深发怵,一写散文就常常露馅。池莉说,散文就应该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东西。它自由、真实、活泼、散漫,甚至固执、偏激、刻薄,哭笑随意,喜怒随意,只要心里有脸上就有。

  我们读到了文学名家们率真的一面。率真者,直率真诚也。作者在这本书里所写的有过书信往来的作家,大都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名气不小。然而读他们的信,又看到他们为人的真诚与直率。比如在小说界以《西线轶事》《我们播种爱情》等作品蜚声文坛的军旅作家徐怀中,在回复王必胜的约稿信里率真地表示:“谢谢你邀请我参加散文百题行列。我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散文,近十年连小说也没有写了,就不能勉强充数了,甚觉惭愧,只有请你原谅。”其坦诚跃然纸上。

  作家蒋子龙在散文感言中表示:“如同一个人自斟自饮,读者则欣赏作者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挚,那份狂放。因此散文必须要有真情、真心、真思、真感,最忌假、玩、空。”

  作家刘兆林的作品以真性情文字著称,他在回复约稿者王必胜而写的《散文贵在真》一文里写道:“散文贵在真,叙真情,写真事,每一篇表达一片诚意实意。一个真字,就将那满篇无拘无束的散凝聚住了,即所谓形散神不散。”

  他们说得何等好啊。正如有作家所言:在当今文坛上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爽直了。

  我们还读到了文学名家们谦虚的本色。王必胜联系的这些当代文学名家,大都年长于他,但在来往书信里却表现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散文大家袁鹰(本名田钟洛)先生,既是必胜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也是他刚入人民日报社时的直接领导,更是报社大院里包括我在内的同仁们所尊敬的爷爷辈份的人。但在2005年7月29日回复必胜的来信中却称必胜为兄。兄者,按字面解释,哥哥也;或亲戚同辈中年长者;对男性朋友的尊称或谦称。显然,老田此处称“必胜兄”是谦。他在毛笔手书的信中道:“必胜兄:去年曾为华夏出版社编选了一套现当代散文,自1977至2000。(我一直主张现代史应自辛亥革命开始而不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你是选家,送上一套请存正。巴老前十年就选过,他已从搜书阶段进入散书阶段,我亦遵此训,陆续散书,以后可能还有书赠上。日安。钟洛。05.7.29”。你看,这里没有一点长者居高支使的习气,更没有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的傲气,只是一位谦和的老人在与文学同行对话。

  读王必胜的《东鳞西爪集》,既刮目相看他在细腻中和着情感的文笔,了解了他的创作生活,包括记叙他在病中住院日子里的故事,更近距离触摸了当今部分文学大家的群像和他们的心灵世界。

  (推荐人:王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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