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笔触指向自己生活并热爱着的土地

    诗生活通讯社(本社记者子石)据文学报2010年1月30日早间综合报道   2006年,诗人雷平阳的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出版,首印五千册没多久即销售一空。近日,汇集其近年来主要诗歌作品的《云南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一经面世就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引起轰动,许多人自发在论坛上进行热烈讨论。
    诗人雷平阳生活在有寺庙的地方并写作,对大地、神灵饱含敬畏之心,给读者呈现一个严肃、纯粹的精神世界。
    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土城村欧家营。现任职于昆明市文联《滇池》杂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散文集《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等,诗集《雷平阳诗选》《云南记》。
    记住雷平阳的人,都会记住他笔下的云南。无论诗歌还是散文,“云南”都是他书写的中心,他的笔触始终指向自己生活并热爱着的土地。
    与众多写作者不同,他对云南的书写在一次次行走中完成。多年来,他行走在云南的群山之中,“在风尘仆仆的行旅中,测量大地的胸怀和灵魂的重量”。
    对他而言,自己书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云南”,但他会一如既往地写,让乌有乡永存于文字之中,让“野外”继续养活自己的文字。

    记者:诗集《云南记》的封面设计与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几乎相同,虽然不是出于同一家出版社。它们有同一种基调:纯净。这种设计是否也是为了契合文字的风格?难道你不担心会让喧闹世界中的人们产生“附庸风雅”的质疑?

    雷平阳:我所喜欢的图书设计,必须是纯净的,属于过去式。我甚至希望我今后出版的所有图书都是这种风格,它是否契合文字精神,不同的阅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自己认为,一本自然之书,当然得以自然形态出现,它是不是“媚雅”,我的回答:不是。我也不担心质疑。

    记者:你的诗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叙事。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诗歌叙事?近日诗歌论坛上大家讨论《云南记》时,对你将小说、散文的手法引入诗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具有绝对的不可代替性。如果你发现一种艺术,可以被另外一个代替,诗可以被散文写作代替,那就不是最好的。”你怎么看?

    雷平阳:叙事,是诗歌最古老的特点之一。比如先秦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再比如《荷马史诗》、《神曲》等等。叙事,可以让语言更及物,也利于言志。我之执著,基于对传统的奉承。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本书,能引起争论上的对立,这不是什么坏事,有锋刃的话语,只会驱使我警醒和反思,尽管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诗歌会被其它文体所代替。能代替吗?如果我们只在乎文体,而不关心文本意义,写作岂不变成了单纯的仪式?我推崇和向往的文本,可以是诗,同时还是小说、散文、绘画、音乐和舞蹈,甚至就是生活本身。为什么我不能把《关雎》当小说读?

    记者:从最初开始写作到2006年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的出版,再到《云南记》。写作对你的意义有变化吗?你如何看待自身写作的成长过程?

    雷平阳:以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是我最乐此不疲的一项工作。它的变化是隐性的,也是递进式的,但决不存在分水岭和标志性。我以前写云南,现在也还在写云南。如果说以前热衷于对陌生的、诗意化的现象进行解读,那么现在我更愿意呈现“在场”的事物,并通过它们的世界,达成我的美学观和我的使命感。写作的成长依赖于内心的动力,它更茂盛或气若游丝,我心知肚明。不过,由于对一片土地恶狠狠的爱,它愈来愈绵密,也愈来愈持久了。

    记者:这些年你走过云南的哪些地方?为什么会一直行走?是为了保持写作的生命力还是为让自己生活得更踏实?

    雷平阳: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阳光、蓝天、雪山,空空的街巷里几乎看不到人,没有汽车、报警器,没有过江之鲫般的人头。这个世界仿佛是造天造地的大神私下留给自己的宫殿。寺庙古老,喇嘛年轻,一切都安静,唯有经幡在飘动,唯有龟山之上巨大的转经筒,犹如心脏,在缓缓地转动。我相信这是神赐,我福气无边。我没有行走,我停顿在承恩寺的土墙下。仅靠行走是难以获取写作的生命力的,行走也不是生活踏实的捷径。我没有测度过自己行走的时间,不动之时,我也常常灵魂出窍。

    记者: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云南”都是你书写的中心,但这样说似乎又不准确,你笔下的云南更集中于自己的生长地及一些边缘文化地带,在昆明之外。你内心中的云南是怎样的?

    雷平阳:我认为我是在书写一片旷野,而不是真实的“云南”,更不是旅游手册上的彩云之南。当地域性写作被强横地赋予具体的地名,当区域文明被全球化逼到天空的外面,所谓云南,我视其为世界的灵魂。它的天空住满神灵,让我知敬畏;它的山河之间矗立着英雄的雕像,让我拥有崇拜的对象。大地之上,万物生长,人们肌肤相亲,恩爱有加,让我知道肉身的日常性。它或许是一个乌有之乡,但它又存在于我的身边。有一个地方叫云南,有一个叫云南的地方还没有被工业文明彻底异化,这个叫云南的地方应该获得更多的伟大诗篇的赞美。

    记者:有评论家说,如何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并学会扎根于此,是每一个作家都需要郑重思考的问题。而你身处一个纷乱、嘈杂的人世,却没有失去写作的方向感。云南是否是你精神根底的来源?你如何看待自己与云南之间的关系,以及云南与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

    雷平阳:生活在有寺庙的地方并写作,我以谦卑、知足的态度感恩于云南。对我而言,寺庙意味着道德准则、精神底线和文化之根,我没有刻意以其对抗拜物教,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将其描绘成人间天堂。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之书写,让我内心安宁,如有神助。我不否认云南是我的写作根据地,这根据地却不意味着拥有、征服、挪用,而且,我一直在努力淡化它的象征主义和它在喧嚣时代所特有的神性气质。文学需要尊严,我想,这或许只是权宜之计,却不失为礼崩乐坏时代的一剂强心剂。

    记者:你说,从阅历中来,是你私底下恪守的不多的写作规矩之一。这样做可以使自己与每一个写下的字保持血缘关系,它们是你打散了的思想和躯体。从你的文字中,确实感受到大地的体温和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但其中更打动人的是深沉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从何而来?是一种“文化的良心”,对被现代社会日益分解的家族、故土的挽歌式书写?这种书写潜藏着怎样的努力?

    雷平阳:每个人在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一定看见了我们为之付出的资源代价。文化上的全球一体化,想必人们也目睹了一些边缘文明的濒临灭绝。我们一直在谈论着保护、拯救,但保护和拯救的对象仍然不管不顾地消失着。我走于布朗山、南糯山、基诺山等地,这种阅历是非文学的,记录背影和做一些田野调查,并从中找出“敬畏”、“良知”、“菩萨”之类的词条,是挽歌还是颂歌?是悲悯还是义务?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单纯的歌者,对文化人类学,对山地人民的精神史,对环保,我亦充满了热情。有些流落山野的文明,再不记录,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在写作诗歌的同时,我还热衷于田野考察。

    记者:作为文学期刊编辑,在你看来,目前文学写作普遍存在什么问题?而作为写作者,你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还有怎样的提升空间?

    雷平阳:我始终觉得,这些年,我们的写作多停留于纸面上,老百姓关心的写作、有理想的写作、旷野上的写作,比例太少了。我没关心过自己写作的提升空间,但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写“云南”,让乌有乡永存于文字之中,让“野外”继续养活我的文字。

    (编辑时有所变动/本社编者)

    【信息来源:文学报  作者:陈竞】

© 版权声明
THE END
喜欢就支持以下吧
点赞0
分享
评论 抢沙发